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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入建立正直中国——我院形式与政策讲座圆满举办
2016/5/3

    4月20日下午,我院王旭副教授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为主题为我校学子带来了一场思想交流的盛会-----以大意识看根源,以大胸怀看时代,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和基本内容,思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动力和障碍,前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解决办法。思维碰撞,同学们激情满怀;思想交流,同学们受益匪浅。

    王老师首先指出当今的我们处于一个碎片化的时代,思考小问题比大问题更简单也更便利,重大的方针和社会的变革被冷落和忽视,我们缺少一种重要的担当和社会责任意识,最终沦为普遍的平庸。但是王老师仍对我们给予深厚的期望:我们需要思考大的问题,我们需要有通孔的智慧,不应该局限于或只关注某一事件、某一时间段的思考,而应该看到事件的根源、我们所处的整个时代;作为法学学子,我们所接触的法律一定程度上具有局部性和工具性,但我们更应该思考法治的意义,前者使得我们拥有法学学问,后者使得我们拥有法学智慧。形式与政策系列讲座旨在培养我们的大意识、大胸怀和大智慧,王老师接下来便以这样的大意识展示了他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解与思考。

    首先,王老师为我们介绍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王老师指出,看待一件事情,我们应当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去探索,中国选择法律是儒家解体后思考的延长线,但是以儒家为文明的中国搞法治始终受到西方的抨击,在他们看来,我们缺少一些条件。其一,我们缺乏相应的政治条件,西方国家认为法律是多元的政治市场相互竞争的产物,以选举民主为杠杆的竞争性政治和以民主选举为动力的政治更替需要法律加以规范,但是从中国“国共两党必须一决高下”的历史可以看出,我们的文明传统不会接受多元的政治市场,当前中国的共产党确实也处于一党独大的地位,如果共产党选择法治约束自己的行为,西方国家认为这是作茧自缚而违反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其二,我们缺少一定的经济条件,西方学者认为法律不是来自于革命,而是来自于商业商人的发展,只有在黑格尔所构建的市民体系中才可能产生法律,这个体系中情感无用,只有交易行为、工商行为,但是在当前的中国都仍然存在经济封锁、行政垄断等,由此西方认为法治中国的经济基础并不完备;其三,我们缺少一定的文化条件,文化是特定的价值系统和文化体系,是人思想意识观念的反映,西方国家诞生法律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人的意识是不法之法,因此他们便具有极强的规则意识,认为存在一种超验的力量统治着他们,但是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关于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法治国家的文明基础十分稀薄,首先儒家对人性的看法十分高大,也不存在超验意识、悲剧意识或命定的宿命感;其次,儒家认为法律十分丑陋,认为法律是是建立在人类的趋利避害的心理状态之上的外在的暴力工具,另外中国人一直以来是情景思维而非普遍性的规则思维,导致很难孕育出程序正义。

    但是,王老师指出,我国选择法治国家有其理论正确性,我们与西方传统的标准的法制模式不同,我们是为了政治存在主义——为了政治的延续而不得不走这条道路。同时,我国共产党自身对依法治国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升华,这是一种分阶段逐渐递进的过程: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对于保持国家的统一性并不够重视,主要原因在于共产党的革命党思维,革命党重视个人魅力和领袖作用,但是西方在宪政框架规定结社自由的情况下而形成的执政党则更注重普遍的规则程序;1982年至2012年,中国第二代领导人团体告别人治,提出了十六字方针,中国开始进入世俗化的世界,强调追求财富的正当性,不再盲目地追求至上的道德,同时在1995年更是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但是需要注意,虽然中国建立法治国家的重点在于法治政府和依法执政,但是我国人民对于政府的观感仍十分不好,原因在于我们实行的是单边推进,忽视了国民的德行、执政党的品质和司法机关的拱顶石作用;2012年我国法治取得了又一标志性成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体现在共同推进一体建设,所有的社会团体都要围绕宪法这一体系来展开他们的行为,这种一体化行为将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王老师针对背景作出总结,认为我们看待问题要有一种连续的意识,不能抽刀断水,否则我们极容易产生一种屈辱意识,我们的法律建设虽然引自外国,但内在的根本动力是我们民族的自我想象。

    接下来,王老师向我们介绍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内容。第一,建立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我国采取问题导向制度建设的方法,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节点的立法,如行政程序法,再如保障良法先行的宪法监督制度和解释机制。第二,建立一个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加快法治政府的建设,重大的行政决策都需要经过以下五个环节:其一,规范行政权的配置,通过法律清晰权力的划分和边界,同时防止法外用权;其二,行政行为的程序建设,关于政府重大的行政决策,一方面要有群众参与和回应的过程,另一方面要有专家的论证,将意志和理性两者相互结合;其三,进行合法性的政治性审查;其四,进行后果的评估,损失对应的是弥补机制,受益对应的则是再分配的机制;其五,成本效益分析,比如反思计划生育的出台,就给我们带来了失独家庭、幸福瘫痪等巨大的代价。第三,建成一个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这主要针对的是司法机关,司法的理性和权威极其重要,这强调我们应该尊重司法的规律及其内在的属性,比如批示文件就违反了司法的亲历性,但是我国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由中央政法委主导,不再是技术改革而是体制改革,已经被纳入整体的政治改革之中,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第四,建立一个高效有利的法治保障体系,否则很难调动基层法律建设的热情。第五,完善党内法规的问题,关于党内的法规体系是否应该进入整个法律体系之中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是王老师认为执政党也应该遵守法律,这不失为一种政治迂回的进步。

    随后,王老师为我们介绍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动力和障碍。关于动力,王老师认为主要存在三种动力:第一是执政党率先垂范的作用;第二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理想化程度,法律是自下而上的过程,对法治有一种理想化理解的群体如果形成合力 可以有一个巨大的推动力;第三是社会本身,社会运动使得社会想象可以重新定义即一种世俗化的过程,社会实践可以形成新的社会想象,以前的思想理念经过世俗化的过程逐渐为社会所认可。关于障碍,王老师认为主要存在三种障碍:第一是政治分赃,政治腐败、上层分立制度使得阶层凝固,社会不能流动,他们反对法律去调整社会关系并希望权力世袭;第二是基层官僚对法治的抵抗,红利奉献给中央政府,但风险却由基层承担,因此懒政惰政不可避免;第三是社会本身,一方面思想空前的活跃,思想混乱极易造成行动分离,进而导致政权分崩离析,另一方面,经济复苏,人们开始参与公众生活,权利的类型越来越多容易导致法治的混乱。

    紧接着王老师提出了他针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前瞻,认为只有处理好以下五个关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才可能得以实现。第一是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方向和目标,理论需要意识形态的创新,制度必须契合道路的基本特征;第二是处理好法治的领导基础和法治规范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但同时必须接受法规的规范;第三是处理好法治的中国性和世界性,既要有对这个世界一般历史途径的认识,但在认识过程中必须保持主体意识;第四是阶段性和长远性的结合,没有长远性的认识,法治只会变成实用主义,没有阶段性的认识,法治变成空中楼阁;第五是处理好战略目标和法的战略举措的关系,改革实现的是法的外在价值观即战略举措,法的立法实现的是内在价值观即战略目标,两者要相互适合,才能相得益彰。

    最后,王老师再次表达了他对我们的期望:一个成熟的正直国家需要正直的公民,最大的正直便是法律,所以作为法律人的我们必须要有大意识,要善于思考大问题,要有建立正直中国的社会责任意识。至此,本次讲座圆满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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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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