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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副教授主讲第87期教授沙龙:中国国家法学的死亡与再生
2017/4/28


    2017年4月18日中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第87届教授沙龙在明德法学楼601报告厅举行。本次沙龙由王旭副教授主讲,张翔教授担任主持人,主题为“中国国家法学的死亡与再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轶教授、杨建顺教授、韩立余教授、李艳芳教授、张世明教授、孟雁北教授、李奋飞教授、高仰光副教授、王春燕副教授、姚海放副教授、朱腾副教授、孟涛副教授、张吉豫助理教授、熊丙万助理教授等,部分外校的老师、研究生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共计60余人参与了本次教授沙龙活动。

    张翔教授首先感谢老师和同学们参加本次教授沙龙,然后邀请王轶教授代表学院为王旭副教授颁发第87届教授沙龙纪念牌。在王旭副教授正式开讲前,张翔教授认为本次教授沙龙的选题非常具有颠覆性和创新性,表现出了理论上的胆略,因此吸引到许多老师与同学们的参与,很期待王旭副教授的精彩开讲。

    王旭副教授的报告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为什么要研究国家法学;第二,建构中国国家法的前提与基础;第三,中国国家法学应有的结构与建构标准。在第一个部分中,王旭副教授首先将选题的背景与其长期的学术规划相联系,他希望用8到10年的时间写一个三卷本的国家法学,主题分别为“国家的法哲学”、“国家的法教义学”和“国家的社会理论”。在提及为什要以国家法学的这三重结构为学术规划时,王旭副教授认为在现代宪法学的构建中“国家”是一个基础性的要素,但是中国宪法学却并没有把“国家”作为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加以构造和研究,基本上将“国家”淡出了学术语境,而是以“国家机构”遮蔽了“国家”,希望用一种形式主义的、高度教义化的结构去处理国家机构,以此遮蔽我们对“国家”在法学上本质的理解,这是一个逻辑上的悖论。王旭副教授认为这样一种没有“国家”的宪法学其实会给宪法学本身带来很多危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无法安放基本权利。现代宪法学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功能,即保障人权、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基本权利”这个词本身就是以“国家”的存在作为前提的。在19世纪的欧洲,“基本权利”一词恰好是以民族国家的建构作为前提;因为在中世纪是没有“基本权利”这个概念的,中世纪只有“自然权利”,这种概念来自于世俗和神权双重的正当性。其实,基本权利的前提恰好是非权利的,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所以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国家哲学,我们会发现很难安放基本权利。

    第二,无法确定基本权利的解释内涵。同一个权利在不同的国家哲学下所催生出的内涵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我国刚刚通过的《民法总则》中有“信息自决”这项权利——这其实是具有宪法位阶的——但是这项权利在不同国家哲学中的内涵却不一样,比如在美国,以洛克为代表的个人主义催生的自决权更多强调的是个人的隐私权;但是在德国这种共同体主义的国家形象里,它理解的隐私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信息的遮蔽或者不被泄露,而是自己与自己的人格发展相联系的、自主地处理和自主地使用。所以在不同的国家哲学支配下,即使拥有同样的权能和同样的构成要件,其权利的内涵在实际情况中也是不一样的。

    第三,无法为基本权利基本权利保障建立制度条件。王旭副教授认为与当前基本权利研究繁荣相对照的是实践中国家对于基本权利保障的滞后,也就是说践踏、侵犯基本权利的情况时有发生。法学除了理论理性的功能外还有实践的功能,王旭副教授基于此提出两个问题:对于基本权利实践的研究,它的构成性到底在哪?它能不能构成实践正当性的一部分?他认为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出在基本权利研究本身上,而是与我们国家哲学的滞后、国家建构的结构性安排有关系。宪法学当然是以保障人权作为根本的使命,但人权的保障恰好需要一些非人权的前提,这其中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现代世俗国家的积极有为以及现代世俗国家秉持正义的理念开展行动。

    紧接着王旭副教授将19世纪以来关于法实证主义的研究作为观察中国宪法学的一个异域文明岛屿,他认为在结构上没有“国家”的宪法学是不完整的,在事实上这对于基本权利的保障是有缺陷的;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强权和任性,没有一个以正义论为基础的国家法,没有一种以社会理论为内核的国家任务学说,我们很难去以资实践之用,以至于可能会被现实的一些政治话语或者现实的强权与任性所绑架。以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为例,王旭副教授认为整个中国宪法学没有拿出一套可用的原理进行分析,目前所有发表的文章都是应急式的居多,而不是原理制作;中国的国家机构究竟应该如何设置?它的一般性标准是什么?这是实践理性批判的问题,中国宪法学是没有能力回答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套国家法学、没有一套基本的原理学说、没有一套国家法学建构的正当性标准,那么学者在面对实践与政治时只能亦步亦趋。

    王旭副教授主讲的第二个部分主要关于建构中国国家法的前提与基础。首先,他认为要建构中国国家法学的前提是必须直接以“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把“国家”当作中国宪法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或者基本概念。王旭副教授借用了耶利内克在《主观公权力体系》中的论述——“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借鉴,但是不能由于研究方法的借鉴而取代了研究对象”,他认为“国家法学”不同于“国家学”的根本就在于要把“国家”当做一个法律的概念去建构,而不是当做政治现象与政治生活去建构。紧接着王旭副教授认为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对于中国来讲其实“国家”一词并不具有当然的正当性。他以我国宪法序言第一句“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为基础,梳理了在中文语汇中关于“世界”“国家”以及中国人“国家观念”的流变。他认为中国国家哲学的内涵在不停地变化,这是将 “国家”建构成法学上概念时首先遇到的障碍。王旭副教授指出宪法序言建立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它充满着历史和文化的流变,今天中国在关于国家形象的建构中至少有多重思想在竞争,比如说普世主义、新世界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等,而这四重的竞争在学理上都有正当性,因为都符合宪法中的“国家”。

    其次,王旭副教授抛出了一个问题:在建构中国宪法上“国家”的概念时,我们如何确定国家的正义的准则?这实际上是中国国家法的建构基础问题。他认为我们首先要在哲学上对国家理念进行澄清,弄清楚在法学思维体系中“国家”到底指的是什么?法学思维在本质上一定是一种目的论的思维,很显然当我们把“国家”构建成一个法律上的概念时,我们就要问国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评判国家的每一个行为,包括国家机构的每一个具体的行为是否符合这个目的,从而进入到了正义论的范畴。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要建构“国家”的概念,然后通过这个概念再去引申出“国家机构”的概念,通过“国家机构”的概念我们再去评判某一个具体国家机构行为的合宪性,那么我们必须要先回溯到一般的国家正义理论的建构。没有一般的国家正义理论的建构,我们很难解释某一个国家机构具体的行为是否正当,是否符合宪法的精神。王旭副教授针对当下备受关注的国家监察委提出了几个方面的问题:将来的国家监察委与人民代表大会是什么关系?与检察机关是什么关系?它要不要把检察机关的侦查权拿过来?他认为当部门法学者在争论一项具体权力的性质时,宪法学需要提供的是在宪法上对国家机构权力配置的衡量标准,这再往前回溯就是国家的正义理论要提供的内容。

    第三个部分是关于中国国家法学的结构与建构标准。在结构层面,王旭副教授认为应当在“国家”和“国家机构”之间增加“国家任务”。在法学上,如果把国家建构成“一个法律上的人”,它无非包括意志、行为等构成要件,这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谁来体现国家的意志?国家的行为由什么支配?王旭副教授认为这是由国家机构通过执行具体的国家任务来体现的。在逻辑上国家机构是以国家任务为前提的,但其实我们既有的宪法学知识体系是没有关于国家任务的叙述,也没有关于国家的叙述,而是直接以文本为基础阐述什么是国家机构、它的职权以及组织程序等,这其实在逻辑上的是不足的,因而不能自洽。国家和国家机构之间发生逻辑关系必须以国家任务作为前提或者说由国家任务作为逻辑的一个环节。

    那么如何建构国家任务的宪法教义学呢?王旭副教授认为这就必须要引入社会理论,因而也就会回到一开始讲的为什么国家法学是三重知识结构——哲学、教义学和社会理论——立体支撑的结果了。当然,教义学是一个根基,如果我们离开了教义学去谈哲学和社会理论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认为教义学需要哲学给予价值的判断,需要社会理论填充具体的内容。然后,王旭副教授援用卢曼的社会理论将风险与危险进行对比、引用《食品安全法》修订过程中存在的争议问题去论证在风险社会的时代、在一个系统自身可能成为风险导火索的一个时代,如果没有新的社会理论知识对制度设计进行启发的话,那么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或者说建构一套国家法的过程就会有问题。王旭副教授认为目前中国宪法学针对国家法教义学建构的研究还不太多,但这可以受到基本权利规范建构的启发,发展出一套国家任务的教义学体系。

    在标准层面,王旭副教授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要有价值判断,就是必须对“任何机构它是干什么的”要有一套正义论的解说;第二,要符合国家任务的教义学体系对这个机构内在属性的要求。他认为没有一个正当性的标准,就会永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于国家机构的讨论就会永远陷入应急式的反应。关于建构中国国家机构教义学的正当性标准,王旭副教授借鉴了彭真同志在八二宪法草案的报告并且将其总结为以下三条:

    第一,民主制约原理,即设置国家机构要能够使人民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也就是说在宪法上不管设计什么样的国家机构,必须要让人民更好地掌握国家权力。如果说监察委的制度设计背离了人民代表大会对它的监督和制约,那这就没法符合宪法的要求,所以一定要建构任期制、回避制、接受质询与询问制等制度。第二,机构效能原理,即要让国家机构能够更有效、更好的履行职能。机构效能就是权力大或小、如何配置权力、配置到什么程度;不管如何配置机构对权力都必须要让它能够完成相应的国家任务。以国家监察委为例,王旭副教授认为如果不赋予一定的侦查权,就没必要设置这一机构。因为它的任务就是反腐败,如果不让它搜集和固定证据、掌握违纪违法的事实,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害怕它作乱,那还不如不设置它。第三、制度藕合原理,即在国家机构之间还要有所分工、互相制约。这就是要求任何一个机构与环境之间要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是分工而不是分家,更不是搞三权分立制,但是它需要有这样不同机构的配合。再回到国家监察委上来,将来它与审计机关如何配合?与法检机关如何配合?王旭副教授认为这需要有不同的机构对它进行制约和监督。

    在报告的最后,王旭副教授重申法学的思维永远是一种目的性的思维,所以建构法学上的“国家”概念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种可以操作的形式理性,实际上是让我们能够真正地过上一种共同体的生活。有了这个公共的生活,我们才能够真正形成共同的意志,才能理解这共同意志的产物——也就是权力。在此,王旭副教授借本次教授沙龙的题目向中国宪法学的前辈们致敬,他认为当初从“国家法教研室”到“宪法教研室”的演变不仅仅是名称的更迭,而意味着我们遮蔽了一段智识,把“国家”这样一种观念漠视掉或者简单地把它意识形态化了。所以王旭副教授想复苏这种传统,最终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每个人的权利,让每一个人能够真正地拥有一种共同体的生活意识,让每个人能够不仅仅成为利益的主体,也可以成为理性的主体,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在报告结束后,与会的老师与同学们针对在国家法学的框架下如何处理好执政党与法的关系、如何从规范与制度方面进行国家法学的具体建构、如何设置和界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权、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提问,王旭副教授与大家展开讨论并且对上述问题一一回应。

    本次教授沙龙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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