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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孔中教授主讲第90届教授沙龙:亚洲主要经济体知识产权法制发展的一些趋势观察
2017/6/23

2017年6月21日中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第90届教授沙龙在明德法学楼725会议室举行。本次沙龙由刘孔中教授主讲,张广良副教授担任主持人,主题为“亚洲主要经济体知识产权法制发展的一些趋势观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郭禾教授、韩立余教授、李琛教授、万勇教授、莫于川教授、孟雁北教授、王春燕副教授、丁晓东助理教授、张文亮助理教授等老师以及法学院十余名学生参与了本次教授沙龙活动。
首先,张广良副教授向参会的师生介绍了今天刘孔中教授发言的主题,并且代表法学院为刘孔中教授颁发了第90届教授沙龙的证书。 


刘孔中教授表示,亚洲知识产权问题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很有国际发表潜力的题目。对国家而言,如果想要在国际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就需要对这些亚洲邻邦的制度有更多的理解和及时促进亚洲各经济体在此领域的合作。亚洲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是最大的市场与全球经济成长的引擎,但是亚洲也是整合度最低的地区,其内部缺乏冲突解决机构,只有ASEAN(东盟)。按美国的说法,知识产权有助于经济发展,拥有的知识产权越多、经济发展也就越好。全球中几乎只有亚洲几个国家符合这个发展模式。知识产权对亚洲是一个很好的共同工作语言,可以成为亚洲整合的发动机,事实上EPO(欧洲专利组织)就在二战之后的欧洲重建与克服仇恨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我辈能够引领亚洲知识产权的合作的风潮,这对整个亚洲的和平和繁荣都很有帮助。亚洲也到了为从本土利益与需求检讨许多被外国强加上来的知识产权制度的时候。亚洲成立商标局、专利局、竞争局等并非不可想象。刘孔中教授鼓励同学们积极在学习与学位论文中加入亚洲知识产权的了解。 

刘孔中教授指出,亚洲知识产权领域有很多具有亚洲特色的制度。举例来说,一是大量地用刑罚对知识产权侵权加以处罚。刑法上的责任判断取代了民事上的构成要件的判断,这对知识产权产生很大的扭曲。二是亚洲各国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都有特殊规定。这种特殊规定的滥觞是日本反垄断法21条(无条件地认为只要是知识产权的行使就不受反垄断法的检视),韩国反垄断法59条与日本规定完全相同。这样的立法是没有恰当的立法理由的。台湾的公平交易法45条加入了“正当行使知识产权”的限制条件,但是没有对正当做出定义。大陆反垄断法55条是其中最进步的立法。它认识到知识产权是一把双刃剑,可能会被滥用,造成排除和限制竞争的效果,这种滥用还是要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的。刘孔中教授认为,这类特殊规定的条文应该要被删去,因为特别让知识产权不受反垄断法、竞争法管制是不合理的。 

接下来,刘孔中教授以patent linkage(专利链接)为例,指出亚洲知识产权领域不应该盲目学习美国的规定。这一制度在美国看似是促进仿制药的发展,但是本质上要保护专利药。因为该制度对在专利药即将届满时首个把它转化为仿制药并且稳定供应的药商给予6个月的独占销售的权限,但是申报时必须通知相关专利权人,一旦权利人表示有专利侵权问题存在,FDA就会自动停止审查30个月,这两个期限是很不平衡的。加拿大曾通过核发大量强制许可有效地建立了本国的仿制药工业,但由于采取了美国这个制度,使得本国的仿制药产业被摧毁。日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patent linkage,但是有行政指导性的要求;韩国则是规定两个期限各九个月。patent linkage是否符合亚洲要求,亚洲应该通过研究得出自己的答案。 

刘孔中教授认为,亚洲知识产权条文本身差异不大,因为要符合TRIPs的要求,但是在运用层面上的差异值得研究。做亚洲横向的研究很有启发性也很有成果。 


针对专利的强制许可的问题,刘孔中教授表示,亚洲使用强制许可其实非常节制,多和国民健康相关。印度、菲律宾各只有一个强制许可,台湾有三个强制许可,马来西亚有一个与HIV相关的强制许可,泰国有七个与药品相关的强制许可。强制许可未必会对专利药厂带来损失,单位价格降低的同时,销售数量会大幅增加,其实会带来很多收益,所以专利药厂应该采取符合亚洲收入水平的定价策略。 

接下来,刘孔中教授介绍了亚洲地区在标准必要专利方面的情况。日本东京智财高院判决认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在做出FRAND授权承诺后再申请禁令是对权利的滥用,并且对在该案对许可费设定了上限。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曾对高通处以2600亿韩元的罚款,大陆的发改委也对高通处以重罚。外界认为大陆在标准必要专利问题上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风险,因为高院以下的预算来源于省政府。总的来说,亚洲主要经济体对标准必要专利授权有不能与其他非标准必要专利捆绑、不能包含已经过期的专利等要求。 

在著作权方面,刘孔中教授谈到了数字著作权,ISP属于直接侵权还是间接侵权是存在争议的。但是其实关键在于以某种方式补偿权利人,让他们获得实际的收益,法律上的定性并没有何者一定是对的。在程序著作权方面,亚洲最需要的是有效的集体管理机制,这样才能以这一集体管理机制作为中介、沟通无穷多的权利人和使用人。如果没有这种机制,实体权利对于绝大多数亚洲作者而言都是空的。在刑法方面,对著作权侵权施以刑罚是不恰当的,应该去除刑法上的责任。刑事处罚针对的行为必须明确,但是著作权的边界和侵权行为的界定是模糊的,因此这不适合作为刑事处罚的标的,而且在实践中刑事处罚会变成权利人勒索的手段。在合理使用方面,开放式的合理使用的条款在亚洲是被普遍采用的。新加坡另外对合理使用增加了“能够在合理的期间内用合理的价格取得”的考虑因素;大陆的合理使用规定虽然是列举式的,但在实践中也不断放宽;日本还在讨论是否引进,但是实务上对个别的案件已经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态度。 

在报告结束后,孟雁北教授提出了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中亚洲独有的判断问题,王春燕副教授提出了亚洲知识产权对话与合作机制构建中存在的挑战,丁晓东助理教授从亚洲普遍适用的理论性原则以及超国家的制度构建等角度提出了问题。刘孔中教授一一对提问进行了回应。 

本次教授沙龙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编辑  翁双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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