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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军主编:《行动中的宗教法治》
2017/8/4

    冯玉军教授主编《行动中的宗教法治》一书,已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法律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开始从事法律与宗教的交叉研究,既是法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更是国家政治和法律生活当中的重大实践课题。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大背景下,宗教活动该如何由法律这一现代社会最有力的社会治理手段调控,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是什么、应采取何种法律运作机制确保实现,再如邪教组织的刑事处理、宗教慈善的法律调整、宗教文物的开发保护、民族宗教习惯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等,不仅是法理学、宪法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在民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社会法学部门法研究中也具有突出地位。像。亟需法学、宗教学、哲学方面的学者同宗教管理工作者联合起来,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互促互进,协同攻关,以阐释和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完善我国宗教管理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促进宗教工作法治化。

行动中的《宗教事务条例》进入法治新时代(代序)

冯玉军

    在我国特殊而复杂的宗教形势面前,通过法律这一现代社会最有力的治理手段来管理宗教事务是社会的必然要求。2004年11月30日,《宗教事务条例》由国务院正式颁布,作为我国第一部宗教方面的综合性行政法规,其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法制建设进程迈入全新阶段。《条例》是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的制度化、法律化,也是建国以来宗教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它的颁布和实施,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以及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了巨大积极作用。

    《条例》颁布之前曾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探索阶段。其立法背景是建国后乃至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工作主要依政策办事,党的政策是宗教立法和管理工作的主要依据。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19号文件)》(1982)、《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6号文件)》(1991)、《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3号文件)》(2002)。

    《19号文件》很早就提出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宗教法规。1986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在工作要点中提出,有条件的省区,应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制定出地方性宗教法规,由地方颁布试行。此后,广州市、广东省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继颁布了针对宗教事务或宗教活动场所的综合性及单项性的政府规章。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加强法制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随即组成工作班子,并经国务院批准,将宗教立法列入立法工作计划,着手草拟法案,并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全国政协宗教委员会亦就宗教人士主持起草的草案召开座谈会,征集具体修改意见。彼时有关主管部门“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排除了一些思想障碍,取得一些共识”。赵朴初、丁光训等宗教界人士于1989年3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建议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希望尽快开始立法程序。但该项立法却因一些基本原则上的争议而被迫搁置下来,给历史留下些许遗憾。

    《6号文件》再次提出“要加快宗教立法工作”。1991年4月,国家宗教事务局《关于宗教立法体系和“八五”期间宗教立法项目的设想》,对宗教立法提出了四个层次的设想:1、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颁布一个有关宗教的基本法律,从整体上调整宗教与社会其它方面的关系,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维护宗教组织合法权益,保障宗教活动正常化。具体方案有三:制定《宗教法》;分别制定关于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的法律;制定宗教法通则。2、由国务院颁布行政法规,调整涉及各宗教共同性问题,在政府管辖权限内对宗教场所、教职人员、外国人在华宗教活动、宗教音像制品等问题依法管理解决。3、制定部门规章,调整涉及范围不大、政策性较强及属于部门内部管理范围的问题。4、由地方人大或政府根据当地实际自行制定地方性宗教法规或地方性政府规章。另外推动和支持宗教团体、寺观教堂结合各其特点,依法制定内部的管理章程、制度。这个设想除第一层次外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落实。例如,先后制定了几部全国性宗教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国务院1994年1月31日同时颁布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了《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1991)、《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1994)、《宗教活动场所年度检查办法》(1996)等。

    1999年,国家宗教局要求制定《宗教事务条例》的立项报告获得批准,随即着手调研和起草工作。在两年时间里,分片召开了地方政府宗教工作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立法研讨会,反复征求宗教界代表和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部分宗教理论和人权问题专家学者的意见;就宗教财产的问题征求了税务、财政、工商、房屋管理部门的意见;认真研究了一些国家有关宗教管理的法律文件,借鉴国外宗教立法经验,数易其稿。2003年3月,国家宗教局向国务院报送草案送审稿。在法案审查修改阶段,国务院法制办集中征求了2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和28个中央部门的意见,同时采取召开专题座谈会和调研的方式听取建议,最终形成修订草案。2004年7月7日国务院第57次常务会议通过《宗教事务条例》。同年11月30日,《条例》由国务院向全社会颁布,并于2005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

    由此可见,《宗教事务条例》的制定和颁布过程虽然几经曲折,其最终出台不仅是我国宗教立法长期实践的必然产物,也体现了国家在宗教领域实行依法治国、以法律手段取代政策手段管理宗教事务的坚定决心。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宗教事务条例》为基础,以众多相关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为补充的宗教法律制度,摆脱了宗教领域唯政策是从、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这为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内容上说,《条例》共7章48条,包括总则、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宗教财产、法律责任和附则。根据条例第1条的规定,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是主要立法目的。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条例》规定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及相应的法律保障。《条例》第2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称信教公民)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以下称不信教公民)。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应当相互尊重、和睦相处。”第3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进而,《条例》还规定了宗教团体依章程开展活动、编制宗教内部出版物、举办宗教院校、选派和接收留学人员、开展对外友好交往,宗教活动场所举办宗教活动、民主管理本场所事务、举办公益事业、接受捐赠、编制和经销出版物,教职人员主持宗教活动、参与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进行宗教文化研究和交流等一系列表达宗教信仰的自由。

    其次,《条例》规范了国家机关对宗教事务的行政管理权限及程序。一方面,通过设定行政许可的方式,赋予国家机关对特定事项,如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登记、宗教院校的设立、大型宗教活动以及批准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审查批准权等。另一方面,条例规范了行政机关管理宗教事务的权限和程序。例如,尽管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接受宗教事务部门的监督检查,但对宗教事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这就使依靠政策恣意专断的宗教管理模式成为历史。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经过整整十年的法律实践,《条例》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表现出不可忽视的宝贵价值,具体表现在:

    第一,《条例》在我国宗教事务管理实践中起着关键作用。作为我国第一部对宗教事务各项管理事务予以规定的综合性行政法规,《条例》在宗教事务的法律体系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并细化了《宪法》等上位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性规定,又为行政规章与地方规定等下位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为其制定和完善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宗教工作实现了由主要依政策办事向依法管理的转变,保障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拥护,宗教工作干部和宗教界人士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在全社会形成了关心支持宗教工作的良好氛围。就宗教事务的上位法来说,尽管我国《宪法》第36条对宗教信仰自由作了一般规定,但其可操作性不高,并未涉及宗教活动管理的具体问题;普通法律虽然也有一些涉及宗教事务的规定,但往往规定得过于概括或者偏重于其他方面问题,不能直接应用到宗教事务管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3条第1款,《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第2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3条第一款,《民法通则》第77条,《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1条和第53条,《兵役法》第3条第1款,《劳动法》第12条,《刑法》第251条等都存在这一问题。《条例》则通过相当数量的具体规定和可操作性条款,弥补了上位法调整宗教事务方面的抽象性和空缺性弱点,在我国宗教事务管理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

    第二,《条例》在宗教与法律的交叉研究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宗教问题在当今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我国加速经济发展、建构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文化繁荣的关键要素。我国是一个宗教人口众多、宗教历史悠久、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遍布、宗教影响广泛深远、宗教国际交往繁多、各大宗教俱全的国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宗教事务及其管理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表现为宗教信众数量庞大、成分复杂、宗教种类繁多、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并存、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紧密联系、宗教团体地域分布差异明显等。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宗教活动该如何由法律这一现代社会最有力的社会治理手段调控,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是什么、应采取何种法律运作机制确保实现,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党的宗教政策,依法调整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保持宗教领域的和谐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事关民族团结与政治稳定的大局。《条例》无疑是法律与宗教交叉研究的基础文本,其宗旨、精神和具体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术讨论的大致范围和议题。近年来,宗教管理和宗教法治研究日益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各高校相继成立了相关学术研究机构,各种专题研讨会接连举办,一系列学术著作和论文发表,为宗教法治的深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古人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只有和社会大众的认识水平、守法意识相一致,才会实现法治的最佳效果。宗教法制观念的培育不仅体现在自觉守法习惯的形成,更体现参与立法、监督执法等公民意识的增强上。当政府的行为不符合实体法规定或程序要求时,被管理者有权拒绝政府的要求,并通过法律手段寻求权利的救济,检举、揭发、监督宗教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问题。《条例》颁布与实施的十年,也是执法者与守法者接受教育和共同促进法律实施的十年,只有两者积极互动、形成良性反馈,我们才能寄希望于宗教法制更加光辉的明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基础上,凝聚全党智慧,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基本原则、工作布局和重点任务。这是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纲领性文件,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与理论探索的重大突破,揭开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新篇章,中国从此迎来了法治新时代。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四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首先要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全面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宗教事务千头万绪,极端复杂,离开党的领导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容易偏离宗教工作的主航向,陷入官僚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窠臼。全面推进依法治理宗教,理应发挥政策和法律的各自优势,促进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互联互动,充分发挥宗教在实现社会稳定和谐中的作用,依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优化宗教事务管理,关照民生需求、安顿世道人心、实现宗教事务依法善治。

    其次,要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和法治观念,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宗教工作,提高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水平。一方面,要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培养严格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干部队伍。宗教执法是将宗教政策和法律规定付诸实施的过程,它直接关系到“纸面上的法”变成“行动中的法”的实际效果。执法人员在管理宗教事务时的政策水平、宗教学识、工作态度及其自身素质对宗教事务有重大影响。他们在执法中必须了解宗教的特性、结合宗教的相应特点,才能真正在信教群众中树立法律的权威,保证法律实现。如果宗教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了解、不熟悉宗教,不能有效维护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瞎指挥”、“乱弹琴”,就会伤害信教群众感情,败坏宗教管理部门的声誉。为此,必须加快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培养一支既懂法律又懂宗教的公务员队伍,提高宗教管理绩效,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要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党员干部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高级干部尤其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应该把宗教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宗教管理机关工作实绩重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宗教干部重要内容,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

    再次,要坚持立法先行,提高立法质量,努力形成完备的宗教法律规范体系。就宗教法律体系的完善而言,目前最大的缺失有两部分:一是缺失宗教基本法。大陆已有不少关于宗教事务的规范性法律文件,2004年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的出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地宗教立法数量少、立法质量不均衡以及地方法规效力不高的问题,将宗教立法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但在宣示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36条和侧重于调整宗教事务管理问题的《条例》之间,尚没有一部承上启下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宗教法》,借以系统规定宗教自由(含信仰自由、传教自由、出版自由)、厘清宗教团体自治与政府宗教管理之边界、明晰宗教团体的法律地位与财产权归属、规范各类宗教活动及相关关系(如慈善、教育、旅游、规划建设等)。二是缺失相关配套法规规定。像《宗教事务条例》这样的高位阶行政法规只能对宗教事务(管理)作出原则性规定,付诸实践时还必须通过一系列规章、规定进行细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从而形成“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法律实现结构,否则《条例》的规定无法落实,会使之成为一纸空文。正面例证如:《条例》第11条规定“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公民前往国外朝觐,由伊斯兰教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组织。”本条属于原则性规定,需要有更为具体的规定指导穆斯林的朝觐行为。对此,1995年就由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外交部、公安部、中国银行、海关总署、民用航空总局等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自费朝觐若干规定的通知》,该通知因合乎《条例》规定而继续有效,起到了将《条例》中关于朝觐规定具体化的效果。反面的例证也不少,例如:《条例》第26条规定,“以宗教活动场所为主要游览内容的风景名胜区,其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协调、处理宗教活动场所与园林、文物、旅游等方面的利益关系,维护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但是,由于实践中缺少由各个部门(如旅游、城建、文化、水利、园林、工商、民政等)联合制定的具有执行力的法律文件,加之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所属各个宗教活动场所(基于历史渊源、经济发展水平、开发开放程度以及诸般现实因素)情况各异,致使各宗教派别、团体同当地政府之间关于是否以宗教活动场所作为旅游资源进行规划开发、如何管理、如何分配收益,保证宗教活动正常、庄严地举行等方面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造成实践中的混乱与利益冲突。

    最后,要依法妥善处理涉及宗教因素的社会问题,促进宗教关系和谐,要依法解决宗教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积极作用,把他们的力量凝聚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上来。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高举民族大团结旗帜,依法妥善处置涉及民族、宗教等因素的社会问题,促进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谐。”当前,围绕着宗教财产的法律保护、寺庙宫观“被承包”的法律规制、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法律定位、教职人员合法权益保护、宗教慈善事业的依法治理与促进、宗教事务立法的民主参与、反邪教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创新以及依法严厉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等问题十分突出,需要依据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和宪法法律认真分析,深入研究,形成合乎社会发展需要的系统政策阐述,完善优化宗教工作的体制机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法律对策,协调处理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世俗社会管理的关系,处理好执政党与宗教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之间、宗教内部不同派别或组织之间的关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培养造就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公民和宗教后备力量,促进宗教关系总体和谐稳定。

    本人自2006年藉由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一期宗教人士研修班法学教师的机缘,开始涉猎法律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开始从事法律与宗教的交叉研究。它既是法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更是国家政治和法律生活当中的重大实践课题。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宗教活动该如何由法律这一现代社会最有力的社会治理手段调控,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是什么、应采取何种法律运作机制确保实现,既是法理学、宪法学学者研究的传统领域,更在民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等部门法研究中具有愈益突出的地位。像邪教组织的刑事处理、宗教慈善的法律调整、宗教文物的开发保护、民族宗教习惯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等等,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宗教事务及其法律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也值得我们比较借鉴。在此过程中,最需要法律人同哲学、宗教学的专家学者联合起来,开展两大学科的交叉研究,互促互进,联合攻关,以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心,不断完善我国依法推行宗教管理的体制,创新法律与宗教研究理论,将中国法律与宗教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收录在本书的全部文稿,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自2012年成立以来举办的三次宗教法治研讨会的学术文章精选,共约40篇文章。在此要特别向每一位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没有学术同道的热心参与、共襄盛举,我们的学术研讨会不会举办的如此热烈成功,也不会成为持续推动中国宗教法治事业的重要品牌。基于学术旨趣和领域的差异,书稿内容分为宗教法治一般研究、宗教信仰自由与法律保护、宗教财产与宗教活动场所的法律保护、宗教文化教育活动的法律保护与反邪教问题、宗教慈善法律问题、宗教法文化研究、伊斯兰法文化研究七编。已故著名宗教学家、哲学家方立天教授的文章《努力推进宗教与法律的良性互动》高瞻远瞩地指出了中国宗教法治研究的发展方向,代为序言,也表达笔者及中心其他研究同仁对方老的无限缅怀;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我国著名法理学家孙国华教授以及吕世伦教授、朱景文教授、张志铭教授应邀在北京龙泉寺发表的《略论法治与宗教文化》讲演录非常精彩,收录为跋,如此龙头凤尾,让本书平添许多学术高格和意趣。

    关于本书的出版,不能不提到中国人民大学和法学院两级领导的悉心支持。后来专门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作了许多事,有必要在序言中略加叙述:2011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研究品牌计划《中国宗教事务法制化战略与管理创新研究:现状调查、目标模式与行动方案》得以批准,冯玉军担任课题负责人,使我们有了较充足的学术经费开展工作(一期三年,现已进入第二期)。2011年10月,冯玉军教授同法学院韩大元院长商量,希望进一步整合法学院各学科与宗教问题相关的科研力量,建立以课题研究和学术交流为主的操作平台,发挥规模效应和体制优势。之后逐个征求了我校著名宗教学家方立天教授、王利明副校长、杨慧林副校长、周淑真部长以及何虎生、张风雷、魏德东等多位教授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以法学院和宗教高等研究院为组织基础,打破学科藩篱,联合组建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整合法学和宗教学两大学科的资源优势,为我国宗教法治做出更大贡献。

    2012年6月2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宗教高等研究院打破学科藩篱,联合组建成立。研究中心致力于搭建法学和宗教学两大学科紧密交流与合作的互动平台,整合相互间资源优势,秉承关照民生需求、安顿世道人心、实现社会善治的价值,团结国内外专家学者,总结宗教在实现社会稳定和谐中的经验,梳理中外法律与宗教研究的宝贵成果,研究新时期如何依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优化宗教事务管理,为新时期的国家宗教政策建言献策。研究中心的成立得到了老一辈专家学者和宗教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中心主任由法学院冯玉军教授担任,著名宗教学家方立天教授、法理学家孙国华教授、民法学家王利明教授、宗教文化学家杨慧林教授、宪法学家韩大元教授等担任学术顾问。同时聘任39位研究员参加中心各项研究工作,建立以课题研究和学术交流为主的操作平台,发挥规模效应和体制优势,以内部研究为基础,兼及课题外包,同时不定期召开学术研讨或宗教立法、宗教政策及相关实务问题和案例的座谈会、论证会,力争为我国宗教法治做出更大贡献。

    人大法律与宗教中心成立以来,先后举办了三次重要的法律与宗教学术会议。2012年6月2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转型中国的宗教法治”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80余位专家学者,来自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北京市委统战部等宗教实务部门领导以及宗教界人士代表参加了中心成立仪式并出席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教授宣布“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代表中国人民大学致贺辞。中央统战部赵学义局长、国家宗教局四司张剑副司长分别代表中央统战部二局和国家宗教局致辞,希望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充分发扬中国宗教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的优秀研究成果,着眼于当今我国社会发展的总方向,既要争取在“法律与宗教”专题研究方面有创新成果,为提高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水平建言献策,同时要密切关注宗教领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积极研究重大问题,为人们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宗教,增进信教与不信教群众之间、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团结,发挥宗教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同时,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合作,整合优势资源,加强人才建设,培养出更多综合素质突出的研究人才,为党和国家宗教工作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林嘉教授代表人大法学院致辞,详述了中心筹建和审批的过程,并表示法学院将在硬件设施、工作条件、课题协同研究、经费筹措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以便于中心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朱景文教授宣读研究中心聘任顾问、研究员名单。在中心成立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中央统战二局局长赵学义局长、国家宗教局四司张剑副司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林嘉教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秘书长杨宇神父、中央统战部统战理论研究会甘肃基地钟邦定副秘书长分别代表各自单位对中心成立表示祝贺并致辞。会议第二单元是“转型中国的宗教法治”主题发言,全场气氛热烈。杨合理、龚学增、卓新平、张千帆、高仰光等学者围绕法律与宗教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第三单元进入自由讨论阶段,来自法学界、政府机关、宗教界人事共同讨论了一些宗教的作用、意义、功能等问题,并且祝愿研究中心成立以后取得更大的成就。最后由人大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朱景文教授和人大哲学院副院长魏德东教授对自由发言进行了系统而全面地总结。大会在激烈而又和谐的思想碰撞中圆满结束。

    2013年7月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与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西北民族大学、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13民族宗教问题高层论坛”在北京香山饭店隆重举行。论坛的主题为“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方法及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改革创新”,来自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北京联合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与来自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甘肃省委统战部等民族宗教实务部门的领导共60余人出席了本次高层论坛。大家集中讨论了党的宗教政策、宗教管理的可持续性、宗教类社会组织、民族宗教问题的共识性等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14年6月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和北京联合大学北京膜拜团体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行动中的中国宗教法治——纪念《宗教事务条例》颁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央党校、河南省委党校、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北京联合大学、新疆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道教学院、国家宗教事务局等单位的60余位专家、学者和20余位宗教界人士参加了会议。在上午的开幕式暨国发院年度报告发布仪式上,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兼副书记王利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林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处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教授致开幕辞。

    人大法律与宗教中心先后举办了五次“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高端讲坛”。2012年11月20日晚,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联合主办的法律与宗教高端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第一报告厅举行了隆重启动仪式和第一期主题演讲。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北京龙泉寺方丈学诚法师作题为“佛教与社会建设”的主题演讲。学诚法师首先指出佛教与法学、与社会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在推进社会建设方面大有可为。进而他从佛教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作用、佛教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作用、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需求和机遇、佛教在当代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和中国佛教有待充分发挥的优势和潜力五个方面展开具体探讨佛教与社会建设的问题。最后,学诚法师坦言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各个宗教所面临的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佛教也面临着一些重要的挑战,但这也恰恰证明了佛教还有尚待发挥的优势和潜力。他勉励大家为佛教的发展,为我国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更多的贡献。冯玉军教授担任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林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执行所长张风雷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何虎生教授作为评议人。本次论坛吸引到了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师生、中央统战部第七期爱国宗教人士研修班学员和龙泉寺信众等在内的近五百人来到现场聆听,逸夫会堂第一报告厅座无虚席。林嘉教授代表法学院和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向学诚法师赠送了礼品——水晶纪念牌,冯玉军教授向学诚法师颁发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证书。

    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在逸夫会堂贵宾室会见了学诚法师一行,陈雨露校长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于学诚法师的到访表示了热烈欢迎,向客人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近年来在宗教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预祝本次讲座顺利举行。学诚法师对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的讲座邀请表示感谢,期望通过此次到访从人大师生身上学到有益知识,今后双方能够加强合作。

    2013年6月18日晚,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法律与宗教高端讲坛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601国际学术报告厅举行了第二期主题演讲。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继禹道长应邀作题为“道教的社会功能”的主题演讲。张继禹道长指出,道教作为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对于中国文明的传承与中国社会的构建具有很深远的作用。作为与儒佛并立的三大教之一,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社会,它对中国人的安身立命都具有独特的意义。张道长认为,道教的尊道贵德、通和达生的精神落实到社会层面,就形成了伦理建设、化解矛盾、精神慰藉、理性教化、周穷救急、养生医疗等各项社会功能。国家宗教局培训中心张剑主任、人大法学院党委书记林嘉教授、人大哲学院张风雷教授应邀与会作了精彩点评。约有120多位师生参加了此次报告会。

    2013年6月19日晚,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律与宗教端讲论坛第三期演讲,邀请到瑞士弗里堡大学宗教法研究中心主任彭瑞宁(René Pahud de Mortanges)教授。他的演讲题目是“瑞士的国家-宗教关系法律框架”。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数十名师生参加了此次论坛。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冯玉军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姜栋副教授、高仰光副教授,哲学院魏德东教授担当评议人。

    2014年4月20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和中国道协联合主办了法律与宗教高层论坛第四期演讲,邀请到意大利那不勒斯第二大学Anthony Fuccillo教授,他在中国道协驻锡的白云观西客堂参加了宗教法治研讨活动,并发表题为“意大利法律制度中的宗教与法律”的主旨演讲。冯玉军教授主持,李钧助理教授担任主要翻译。Anthony Fuccillo教授详细介绍了意大利法律渊源中的宗教规范,在意大利的多种法律渊源中都能找到宗教条目。意大利宪法明确规定了宗教团体概念,天主教、基督新教、佛教、伊斯兰教等都得到了宪法文本的确认,但遗憾地是道教目前还不属于宗教团体,不具有法律上宗教团体范畴。在意大利,市民身份和宗教身份多有混合,因此,法律调整也是混合的。宗教仪式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法律保障公民宗教选择的自由。

    2014年6月9日晚,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和国家战略与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法律与宗教高端讲坛第五期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刘澎研究员作题为“中国宗教立法的若干问题”的主题演讲。冯玉军教授担任主持人,论坛同时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高师宁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莫于川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熊文钊教授作为评议人,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韩东临教授、新疆社科院法学所郭蓓副研究员和多家媒体参加会议。

    还是前面说过的,行动中的《宗教事务条例》进入法治新时代,行动中的中国宗教法治也进入了法治新时代,接下来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和成就呢?让我们全力参与、拭目以待吧!

                                               冯玉军2014年岁末写于世纪城
  


目录

努力推进宗教与法律的良性互动(代序一) 方立天(001)
行动中的《宗教事务条例》进入法治新时代(代序二) 冯玉军(005)

第一编 行动中的《宗教事务条例》
法律、道德与宗教是维系、助推人类社会和谐的三个环节 方立天(003)
坚持依法治国 做好宗教工作 冯今源(007)
行动中的《宗教事务条例》 冯玉军(022)
我国宗教团体建设调研报告 宋晓艳(108)
把宗教纳入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刘太刚(176)
宗教管理的制度变迁及其实践:民国的考析 谢冬慧(193)

第二编 宗教信仰自由与法律保护
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也有边际 张新鹰(223)
中国宪法中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及其法制实践中的问题 高全喜(230)
宪法第36条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杨合理(240)
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权的规范化分析 罗 莎(254)
论美国宗教活动自由之宪法保障 陆幸福(274)
论公办中小学教师之宗教信仰的表达与克制 刘 祎 (286)
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共产党员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问题分析 张俊杰(298)
略论新疆未成年人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限制 古丽燕 于尚平(312)
略论日本宪法中“良心自由”的适用问题 赵一单(326)

第三编 宗教财产与宗教活动场所的法律保护
确立宗教法人制度依法保护宗教财产 王利明(377)
中国宗教财产的范围和归属问题研究 冯玉军(382)
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资格现状及赋予宗教活动场所法人
资格的复杂性、必要性 雷丽华(411)
宗教活动场所的困境 景风华(419)
从管理寺庙到监督寺庙 何建明(435)
宗教财产金融问题的法律解决 刘运宏(451)

第四编 宗教文化教育活动的法律保护与反邪教问题
论中国宗教立法中的宗教活动 何建明(459)
信仰、理性与宗教教育 崔理明(474)
宗教的刑法保护与规制 刘仁文(481)
邪教的法律性质及其治理创新 冯玉军(504)
加强宗教法规建设弘扬中道思想消除宗教极端思想 张金勇(529)

第五编 宗教慈善的法律问题
宗教慈善法制建设研究 冯玉军 薛敏惠(541)
《宗教事务条例》对天主教社会公益事业的推进作用 左芙蓉(563)

第六编 宗教法文化研究
论宗教对古代立法司法的影响及古代法律规范僧尼的特点 张径真(577)
1840年至1900年间中国教会管理研究 游传满(597)
另类法文化解读:民国时期的宗教与法论略 谢冬慧(630)
宗教与社会法律关系初探 丛恩霖(647)
论佛教文化对守法的影响 方 林(654)
简述欧洲近代宗教宽容思想 宋京逵(666)
试论契约治理机制的应用 吴锦宇 张志鹏(684)

附录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暨“转型中国的宗教法治”研讨会上的致辞 赵学义(705)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相聚北京龙泉寺畅谈佛教文化 (708)

    主编冯玉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挂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朝阳法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治评估中心执行主任、纠纷解决研究中心副主任。甘肃政法学院“飞天学者”特聘教授,《朝阳法律评论》主编。

    中国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法学会法治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迄今已出版学术专著14部,译著5部,主编教材和论文集6部,在权威及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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