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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回顾|跨学科博士生沙龙——“江歌案”的情、理、法
2017/12/19

     2017年12月15日晚七点,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团委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会承办的“跨学科博士生沙龙”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601报告厅成功举行。此次沙龙邀请到包括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专业的嘉宾学者及博士生,针对近日引发热议的“江歌案”从不同的专业角度进行分析讨论。沙龙吸引了百余人到场聆听,其中不仅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与本硕博学生,还有来自各个兄弟院校的师生们。 

    孟冬的人大,朔风凛冽、呵气成霜;室内的沙龙,热情洋溢,济济满堂。         

    沙龙伊始,由主持人赵轩毅同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17级博士生)首先向我们介绍了本次沙龙到场的嘉宾学者及博士生,讲明了本次沙龙的举办目的在于借助不同学科的视角,运用不同学科的分析方法对同一案件进行多维度、立体化、全方位的剖析解读,从而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碰撞。

    嘉宾发言环节首先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副书记赵云泽副教授发言。针对“江歌案”的新闻传播,赵云泽副教授指出这是一场公民的再教育的活动,而这是社会中的其他机构无法完成的。新闻讨论本身始终是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个公共场地讨论公共事件本身就是公民社会所必须的。此外,赵老师还针对该案件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见解。第一,从个案本身出发,法律不是万能的。比如,在“江歌案”中,在刘某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如何让刘某认识到自身行为的错误需要除法律之外的领域发挥作用。公众谴责刘某与其母亲而不是陈某,正是因为陈某可以由法律发挥纠错作用,而刘某与其母的冷漠、麻木则需要通过舆论谴责的手段来予以补充。第二,赵老师指出,这个案件本身不是个案,它反映了中国社会道德下滑的现象。我们应当警醒和警惕这种普遍的现象,而针对这种现象而引发的新闻讨论本身一定是有意义的。第三,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国人道德下滑的历史原因,而主要原因就是现代中国缺乏道德伦理体系的支撑和束缚。其中最为成熟的两种道德伦理体系就是我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和基督教的思想。但前者由于一度招致打压使得残存之思想难以站立起来,而后者则由于我国发展的历史传统以及基本国情上的差异使得我国对其葆有“且信且疑”的态度,最终难成真正信仰。赵老师同时指出,对于这些反映出道德下滑的社会现象,新闻可以给社会提供一面镜子,更是对社会道德缺失的深刻反思。因此,对于处于转型阶段的我国而言,通过给予公共领域讨论的必要空间,哪怕存在不成熟的地方,也能够帮助公民社会向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

    接着,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黄家亮副教授发言。黄老师以三个关键词作为探讨本案的社会学切入点。第一个关键词是“舆论”,他首先通过援引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中的熟人社会、无讼等概念,进而提出“初级社会圈”这一名词,具体结合“江歌案”来说,正是因为当汹汹来袭的网络舆论渗入到刘某基本的生活关系中时,社会的舆论才对她产生了真正的压力,使她不得不改变之前对江母不闻不问的行为和态度。黄老师随即提出,这样利用舆论压力迫使他人改变行为的运动式治理模式实际上不宜在社会上大范围地铺展开来,即社会的治理不能单一地依靠舆论。第二个关键词是“话语”,黄老师提醒我们注意到,在整个案件之中,江母始终是一个被大众同情的弱者形象,“单身母亲”的标签使得江母能够获得网上几百万的喊冤签名,而这背后的话语策略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三个关键词是“人心”。黄老师指出,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不是铭刻在大理石、钟表上,而是在公民的心中,即法律不能够背离常理常识常情,即使拥有强大的论证的逻辑基础,法律也应当尊重社会基础。“江歌案”中正是因为公众无法接受法律可能产生的结果才引发了公众无止无休的挞伐与谴责。

    其后,由北京社会科学院张苏副研究员发言。张苏老师从四个方向对案件事实作出了分析。首先,张苏老师从“语言的差异与翻译”指出了案件的起诉罪名的问题。由于案件发生地点在日本,适用日本刑法,而使得在新闻中出现的一些起诉罪名是可能存在一些偏差,而实际中法院最后对被告确定不同的罪名可能导致的对罪犯的处罚是不同的。然后,张苏老师从“新闻和法律”的角度指出二者在反映案件事实真实度上的差异。其中,法律真实是在无法还原客观真实的基础上的由证据组成的事实,它只是一部分的客观真实,至于新闻真实,更是无法还原法律上的真实,使得新闻所展现在公众面前的真实并不够真实。因此,法律在新闻之外应保持自身的冷静与客观,而媒体报道也应该保证报道的完整性与准确性。此外,张苏老师指出,新闻的出发点与法律的出发点不同。新闻更多的是满足公众“知情”的需求,对公众可能存在的“猎奇心理”的满足,而法律更应该从专业的角度出发分析行为与规范之间的关系。最后,张老师对案件作出一定的预测推断,他认为“江歌案”最后判决不会是故意杀人未遂,而更有可能是杀人既遂或伤害致死。

    接着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刘东讲师针对案件所涉及的相关当事人的心理做出了分析。刘东老师认为,刘某的行为不仅仅是社会道德感退化的结果,还可能与其个人的家庭教育经历有关。其中刘母在事件中表现的态度反映了刘某个人家庭道德教育的缺失,而目前我国的教育体系中也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与重视。而对于陈某的行为,刘东老师用“自我控制理论”向我们解释,可能由于陈某个人的自我控制能力较差导致了他在事件中看似不合常理的行为。而针对这样的问题,父母应当在幼年时适当培养子女的控制能力,降低冲动型人格的产生可能性。最后刘东老师还指出,网络暴力不是某一个国家特有的,网络评论本身可以推动网络教育的发展,促进公民道德观念的加强,但是与此同时,要求一个个人来承受整个社会的指责与谩骂,实际上与其的行为是不匹配的,后果也是过于严重的。

 

    最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雷磊教授从法律与道德关系及其在刑法三阶层理论中的展现对案件做了总结性剖析。雷老师首先表达其参加此次沙龙的两个目的:作为观察者,雷老师来体会一下博士生活动的效果并准备在法大开展有益尝试;作为参与者,进入跨学科的讨论之中。雷老师表示,听了前几位老师的各学科视角分析,在大家的讨论中若隐若现地浮现出的是法律与道德的二元对立。大家的关注点并不在陈某身上,而最主要的关注点是刘某,背后蕴藏的问题就是法律与道德的两个系统间的关系问题。雷老师针对前面提到的法律与道德的二元对立的问题进行了商榷,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很复杂,也很紧密:立法中有大量的道德的内涵,法律适用中也会涉及很多道德问题。由此雷老师讲了两点:第一点就是道德如何进入法律实践?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刘某真的没有法律责任吗?德日刑法的犯罪论三阶层体系中,首先是构成要件该当性,可能会涉及不作为的故意杀人(间接故意)或过失致人死亡,疑义是(如果存在的)拒之门外的不救助行为是否与构成要件行为存在相当性;其次是违法性,雷老师从紧急避险的四个要件分析,他指出其余三个要件都满足,有争议的是“必要性”问题,这不是事实判断问题,而是伦理判断问题。关于有责性问题,他举了“东德士兵射杀叛逃者”(柏林墙射手案)的例子解释了“道德低能儿”问题。第二点,针对刘某事后冷漠的表现,他认为基于法政策的考量,今后的法律应当规定类似刘某这样的受益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这既是为了通过质证查明事实,也是法律对友谊关系之道德回馈的保护。所以,无论在法律的运行中或者我们倡导的立法中,道德已经进入或可以进入,或者已然常态化了。

    嘉宾发言结束之后,与谈博士生从各自的专业视角展开他们的主题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博士生赵甍源从后真相时代、网络暴力和新闻教育三方面来看“江歌案”。她认为,由于后真相时代信息量庞杂、人们注意力资源有限,何处安放真相值得深思。无论刘某是否是受害人,网络暴力均无权“制裁人性”,且搭载互联网技术的道德的约束不能变成“软刀子”。在真相迷失、网络暴力、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新闻教育、媒介素养教育均面临革新和提升。

    中国人民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博士生王兴超从两个角度分析:第一,择偶过程中的男女心理差异。基于进化心理学的观点:男性在人类繁衍过程中,只需要很少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投入就可以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而女性则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照顾子女。因而,男性常采用冒险的策略追求配偶(如,情杀、杀害配偶身边的亲人),而女性多采用保守的策略。第二,正常杀人凶手的心理过程。王同学认为正常杀人凶手可以分为两类:头脑发热型和认知冷静型。(1)头脑发热型通常是情绪受到极大刺激,占用大量的认知资源,导致个体不假思索地认为杀人是当前解决问题唯一、可行之道。通俗而言,大脑这个CPU过热,烧坏了头脑中多条解决当前问题的认知路径,只剩下华山一条道——杀人解决问题。(2)认知冷静型通常是在认知上已经说服了自己杀人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通常出于报复、泄愤等目的进行有预谋的杀人。根据庭审披露出的陈某存在尾随、买临时车票、携带换洗衣服、事后埋刀等行为特征,陈某可能属于认知冷静型。

    中国人民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陈东阵同学从心理学的三个视角看网民如何进行惩罚(陈同学也是本次主题发言唯一的一名硕士生)。首先,大众判断一个人该受到怎样的惩罚有两方面因素决定:一是朴素的惩罚方式,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二是因为由于存在关系的累加,如伤害亲人,罪加一等。其次,大众为什么觉得坏人更坏?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现状的投射,如刘某恰好反应的是“塑料姐妹花”的社会现状,所以大众更相信刘某是坏人,另一方面是大众对做坏事却能获利的社会现状不满,所以更相信坏事是人为的,而非意外,更愿意去惩罚坏人。最后,平息个体对某件恶性事件的愤怒情绪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惩罚坏人,二是贬低受害者,由于“江歌案”中江某见义勇为行为难以被贬低,所以人们对惩罚坏人的需求更大。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生郑绍杰认为“江歌事件”折射出的是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失范与社会越轨。个人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规范与指引,使得社会上暴戾之气横行,个人得不到有效的整合,而不断呈现出原子化的分裂状态,导致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它更大的意义或许在于提醒我们去思考如何重建社会秩序,如何实现新形式的社会团结?它提醒着我们需要将视野放置在中国发生的剧烈的社会转型的时空当中,由此去审视随着社会变迁而衍生的整体性道德危机与社会失衡。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生何钧力将关注点聚焦于“江歌案”引起巨大关注的原因及主体之上。首先,最早是江母在微博上发布消息,从而引起了广泛关注。江母其实就像秋菊打官司里面的秋菊,她想要一个“理”,这个“理”希望对刘某有所惩罚,而现行法律做不到这点,所以江母才会发动舆论的力量。其次,围观这件事的是中国民众,他们一直在对刘某进行道德审判,而日本民众对这起案件关注度其实并不高,这其实源于中国传统的礼节与现代法律准则之间的矛盾。在中国传统的“情”里,刘某肯定要受到惩罚,但在西方的“法”里,刘某极有可能是无罪的。正是这样的矛盾使得国人群情激愤。最后,热点事件之所以成为热点,有一种可能是背后有一股其它的力量希望事件被曝光或焦点被转移。总之,在的网络时代,对于任何热点事件,我们在就事论事之外还可以适当关注背后可能存在的舆论推手。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生刘朔认为,“江歌案”引起的轩然大波,反映出追求实质正义的中华法系与追求程序正义的欧美法系的差异。现在我国的法制道路建设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究竟是秉持拿来主义把大陆法系搬进中国来改造中华法系,还是我们在坚持中华法系的基础上去借鉴大陆法系。这是中国法制建设的两个思路,也是中国法制道路的不同选择。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王斌通从“江歌案”和 “药家鑫案”以及清末“赵憘憘故杀胞弟案”在犯罪者的犯意转化、犯罪行为的残忍程度以及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方面做了比较分析,他认为,陈某遇到和“药家鑫案”一样舆论裹挟司法的情况,日本司法与国内不同,审判陈某的法官是否会采纳民众请愿,严惩真凶,值得商榷和拭目以待。同时他提到,舆论如何从总结个案的经验与教训方面对司法审判以及社会道德体系的重建发挥积极作用?这一问题值得跨学科的思考和探究。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李琦认为,“江歌案”掀起的热潮聚焦于刘某这一现象触及一个普世的命题:如何对待一个人的“错误”,究竟要苛责到什么程度。过度追责不仅起不到防止犯错的作用,反而会引发不顾一切的逃避与对抗。追责不能只追求泄愤解气、睚眦必报,而是要解决问题、服务发展。这样的命题覆盖着每一个凡人和伟人,不断变动的答案影响着家庭、民族乃至人类的未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博士生陈传铿从“事实复盘”及“刑罚审思”两个维度展开发言。他首先强调,所谓的“事实复盘”仅在基于目前庭审披露的各方证据之上作出的大概率推断,而且并非用于法律定性(因为这并不足以达致刑诉上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而是通过理性推理从而强化我们面对错综复杂的舆论乱象的理性判断能力。接着,陈同学通过对于检方出示的当事人聊天记录中具体提到的字眼及报警录音及笔录、公安提取物证、研究室钥匙借用记录、刀具丢失事实、法医的伤口鉴定等证据,结合前述黄家亮老师提到的“常理常识常情”,得出了“刘某得知门外所发生的凶杀情况并且锁了门、刀具系陈某携带而非刘某所递、陈某蓄意杀人”的大概率推论。关于“刑罚审思”,陈同学介绍了目前日本刑事司法适用死刑的标准、世界死刑适用的发展方向、刑罚正当化的不同理论,进而提出,陈某被判处死刑的概率极低,但被害者家属正义情感难以得到抚慰同样值得反思。

    与谈发言人发言完毕后,主持人总结了各方观点,嘉宾与同学们进行了简单的交流与互动,随后这场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沙龙在同学们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图片:林俊、段沁、王荣珮
文字整理:周芷琳、李长春、陈传铿
审核:蔡琳琳、傅玮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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