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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亘教授主讲第463期民商法前沿论坛:合同债权的基础理论
2018/3/26

    2018年3月23日晚,第463期民商法前沿论坛暨第6期安通论坛“合同债权的基础理论”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601国际报告厅举行。南京大学法学院解亘教授发表主题报告,我院院长王轶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王雷副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李昊副教授、我院朱虎副教授出席论坛并参与讨论。论坛由我院博士研究生潘重阳主持。

    解亘教授在论坛开始时从“供电公司不连续供电案”引入对合同拘束力的基础理论这一问题的探讨。解亘教授梳理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合同)债权体系,指出大陆法系债法采用过错主义,而英美法系的合同法采用无过错主义(严格责任)。我国《合同法》则采用了与之不同的二元归责体系,在《合同法》总则部分确立严格责任作为一般原则,并于分则部分规定了若干过错责任作为例外。解亘教授通过分析采用过错归责和严格责任的理由,对以归责事由作为划分债法体系的标准这一做法提出质疑。

    接着,解亘教授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视角。解亘教授将站在债法总则的立场来设计以及解释解释债权拘束力的理论概括为“(纯粹的)债权·债务构成”理论,而将站在合同法总则的层面思考合同债权拘束力的理论称为“合同构成”理论。

    在债权·债务构成理论中,解亘教授指出,在债法总则的层面设计债权的相关制度,意味着不考虑债的发生原因,不区分法定之债与意定之债,亦即对债务内容作形式化的理解,特定物买卖中的瑕疵担保是最典型的实例。形式化的理解意味着债务人负担超级债务,即形式化内容之外的履行障碍事由全部需要由债务人来克服,甚至包括因债权人的原因造成的不履行。也就是说,所有的履行障碍事由初始分配给债务人。

    债权·债务构成理论对于债权的定义无法涵盖损害赔偿的内容。同时,债法规范通过建立不可抗力免责、情势变更的解除或变更、债权人受领迟延制度、(对价)风险负担等制度,并设置瑕疵担保责任这一法定责任来限缩债务的内容。

    而合同构成理论这种立场以不存在债法总则为前提,不考虑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的共性,而更为看重合同之债基于合意的特性。既然在契约总则层面思考,就需要充分考虑债的发生原因——契约,对债务内容作实质化的理解,即当事人在实质上究竟约定了什么样的债务内容。此时,瑕疵担保责任也演变为违约责任法的特别法。在这一理论下,所有的履行障碍事由初始分配给债权人,债务人仅就自己承接的履行障碍事由负担克服的义务。

    在合同构成理论之下,不再需要限缩债务内容。不可抗力规则和情势变更规则、受领迟延制度成为多余,对债权的理解也更加灵活。债权是请求债务人以实施特定行为为核心的实现债权人特定利益状态的权利,其纷争解决的核心是确定债务的内容。解除和损害赔偿不需要过错要件,这两种效果可以从债的定义中直接推导出来。在适用过错相抵规则时,不再考虑原因力的大小,而是通过债务内容的解释确定债务人是否承接了需要克服债权人的特定过错的债务。

    最后,解亘教授指出上述两种理论构成立于不可调和的关系。大陆法系基于传统的惯性,实际上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债权债务构成的立法例。我国没有债法总则,表述上采用“违约责任”而非“债务不履行”,追究违约责任时无归责事由的要求,因此,我国《合同法》基本属于合同构成的体系。但从具体规则层面上看,我国的合同法制度和法解释均为两种理论的混合物,但是,两种理论不应调和。

    与谈阶段,我院院长王轶教授结合解亘教授的演讲内容,认为教授认为纯粹债权债务构成和合同构成两种理论在有些情形下代表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些情况下代表不同的理论前见,导致两种不同理论在具体规则、价值判断结论上存在差异,也导致理论构建上的差异。但是,以合同构成为起点,即便是对于当事人明确表示的交易条件,我们在穷尽现有解释方法的情况下,仍然很难准确和全面地确定进入交易的各方当事人是想如何安排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我国《合同法》语境下,严格责任中有没有风险负担适用的余地,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此外,严格责任是否比过错责任更严格,需要结合具体语境分析。在适用合同法规则时,首先要考虑从各种具体类型的合同规则中寻找依据,这种情形与合同构成理论究竟存在多大区别,仍然有待讨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李昊副教授指出,日本学者所采用的合同构成理论只是学者解释问题的工具,对于实践并无太大影响。任何理论模型都有局限,合同构成理论和纯粹债权·债务构成理论只是观察视角不同,只要在立法上遵循一种理论基础,最后所得出的结论并无太大区别。李昊副教授认为这种理论区分在实践中的意义有限,合同构成理论是否如解亘教授所说在解释上有更大的说服力,仍然需要进一步讨论。李昊副教授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合同构成中,债的相关概念仍有存在必要。通过对债权内容进行扩张解释,仍然可以揭示出债的定义中包含损害赔偿的内容。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王雷副教授认为,纯粹债权·债务理论和合同构成理论仅仅是解释选择方法进路的不同。合同构成理论将法官的负担放到合同内容的解释上,探究当事人在债权债务中究竟承接了何种义务及其具体内容。而在纯粹债权·债务构成理论中,法官的负担在于探究违反合同义务之后的法律后果。二者在价值判断结论上不存在迥异之别,只是选择的观察视角不同。究竟哪一种理论更合适,需要结合民法通则以来所形成的立法传统以及法官裁判案件时的倾向性做法来进一步探查。王雷副教授进一步指出,两种解释进路本身不足以描述合同法全貌。应在《合同法》第107条和第121条的基础之上,对不同的合同类型进行类型化分析。合同内容及违约责任的构成强度由合同类型和合同目所决定,而非由合同构成和违约责任的承担来决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虎副教授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是债权·债务构成理论和合同构成理论理论的实质内容是什么,二是合同构成理论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实质是什么,三是合同构成对于价值体系的实质影响是什么。朱虎副教授认为,两种理论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将合同作为债的发生原因之一请求特定的给付行为,还是将合同作为风险分配的工具。这两种理论只是面对同一问题作出不同的论证方式。采取过错归责,前提是对于债务内容进行形式化的确定,再经过过错归责的方式进行实质上的风险分配。合同构成理论则是对债务内容本身进行实质化的确定。二者论证起点和操作方式不同,但最后的结果是相同的。合同构成并非不承认债的概念,只是区分意定之债和法定之债。承认债的概念和立法上是否设立债法总则是两个问题,是否设立债法总则仅仅是立法结构的选择而已。

    最后,解亘教授简要回应了与谈嘉宾分享的观点,并回答了现场同学的提问。本期民商法前沿论坛在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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