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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金杜海外实习奖学金项目】邱振亚:欧洲人权法院实习
2018/12/28

一、项目介绍


    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实习项目是人大法学院国际化的重要推动项目之一。获得推荐资格的学生将被派至法国斯特拉斯堡,实地参与欧洲人权法院的工作,见证欧洲人权法院的运作模式,并更深入的学习欧洲法、国际法与人权法的知识。作为世界公认最成熟、先进的国际人权监督机制,欧洲人权法院对于国际人权法乃至国际法的发展有无可替代的影响力,颇负盛名。


    欧洲人权法院座落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 France)是位于德法边境的一座大城,是法国下莱茵省的首府,也是欧盟“首都”之一:除欧洲人权法院外,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和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等重要机构也都设在此处。除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影响力不容忽视,斯堡还积淀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首先,斯堡是法语和法国人的诞生地 —— 公元842214日,查尔曼大帝的三个儿子在斯堡签署了《斯特拉斯堡宣誓》(Serments de Strasbourg),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用法语书写的文件。此外,斯堡的文化血液同时有法国和德国的色彩,在短短的100年间这座城市曾更换过四次国籍(它曾被普鲁士占领,后又被法国人夺去,再后又被希特勒占领,在二战结束后才回到法国人手中)。



图一:Aysegul律师与我


    我的实习期从201835日开始,一直延续到201892日。期间,我被分配至法院的法律研究部门工作和学习,该部门是法院设置的专门负责各类法律问题研究的常设机构,工作内容主要是根据审判庭等有权机构的请求,就法院各个审判庭在具体案件中涉及的相关问题,或者不与具体案件直接相关的一般性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并出具报告。


二、工作介绍


    在上周工作的空档,我跟Aysegul律师到位于欧洲人权法院地下一层的自助餐厅茶叙,交流各自的基层法律工作与法律援助经历。我向她提到了自己对犯罪人与其家属的权利保障的关注:在自己曾参与的几起法律援助案件中,都涉及到了犯罪人的幼年子女在犯罪人入狱后无人看管,成为事实孤儿(de facto orphans)的悲剧。悲剧不仅仅来自于他们从小就被迫与家长分离、无法享受父爱和母爱,更来自于社会关注的不足和法律、政策与地方实践对他们权益的长期忽视——由于不被法律定义为“孤儿”,这些孩子极少得到法院或地方民政机关的主动帮助,在父母入狱后时常面临无人照顾、教养,被迫流落街头的命运;少数幸运得到亲朋看照的孩子,由于身边没有父母,户籍学籍都成了问题,没有办法注册身份、无法接受义务教育等等都成了再平常不过的事。在中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逾60万,这绝非一个可以被社会忽视的小数目,但是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和社会大众的长期无视,这群孩子的家庭权、健康权乃至生命权正受到现实的威胁。以至于我常常在思索,这种作法究竟是在处罚犯罪人,还是更多地是在处罚他的家人?对一个犯罪人进行自由权的剥夺时,我们是否有很好的关注他的其他权利和他的家人的权利?我们承认一个人有罪并将他送入监狱时,是不是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他那无辜的家人们享有的家庭权或其他更为基础的权利?有很多人从未犯过错误,却被迫失去父母,或与相爱之人分离。


    Aysegul律师向我介绍了土耳其和许多欧洲先进国家的做法:建立“母子监狱”并允许部分犯罪者的幼年子女“陪伴入狱”。被允许带有幼年子女的犯罪人会被安排至特殊的家庭牢房,孩子们早上去上完课,晚上便可以回到监狱与其被判入狱的父母一起过夜。这种作法充分保障了家庭的完整性,使这些孩子不因父母曾经犯过的错而被迫失去父爱或母爱,也使这群受刑人能在狱中继续陪伴自己的子女成长,保护珍贵的亲情纽带并培养责任感,未来在出狱后,这批人相较于早就妻离子散、没有包袱的更生人(ex-criminals)而言,也毫无疑问地更容易重新融入社会。由于在欧洲,监禁的最重要目的是在犯罪人社会危害性尚未消除前对其进行感化和与社会之隔离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监狱与法律更重视犯罪者权利的保障。这也使我反思了亚洲文化在对待犯罪人的观念上与欧洲文化的差异:尽管在中国法学界,已经基本上承认了监禁的目的是为了改造教化犯罪人,但在大多数一线人员的观念中,惩罚仍然是监禁犯罪人的最重要理由,在此基础上,什么样的方式能更好地保护犯罪人的家人,让犯罪人能在出狱后彻底改变,让犯罪人重新学习去爱、去融入这个社会,或许确实需要获得这个社会更多的重视。


    除了跟我有了上述这些讨论以外,Aysegul律师并给我安排了一个新的任务:为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下的囚犯权利保障问题撰写一份报告。具体而言,要我帮忙找出在欧洲人权公约的框架和判例法下,在哪些方面限制囚犯的权利会构成对囚犯基本人权的侵犯?如果必须要限制这些权利,那么该国必须要考虑哪些因素、满足哪些条件?这个工作极具挑战性,因为在这个主题下的大多数议题都没有被公约文本明确涵盖,或者由于判例法的空白能使法院在裁判时享有极大的自主决定权(discretionary powers)。没有被公约明确保障的权利是否可以由法院的判例法进行确认、在哪种程度上进行确认,本身就是非常具有争议的议题,而由其衍生出的,那些“新兴权利”(emerging human rights)的界线与判断标准,就更为繁杂了。比如,监狱是否应当为被监禁的犯罪人生育子女提供条件?就涉及到了囚犯在公约第八条“私隐与家庭权”(Right to respect for private and family life)项下的新兴权利“生育权”(reproductive rights)是否受到欧洲人权公约积极保障的问题;再比如我刚刚提到的,被监禁的犯罪人能否与其幼年子女共居,能多频繁地会见家人?也涉及到了犯罪人与其家人的私隐与家庭权在此议题上具体被保障的界限到哪里的问题。


    以下笔者介绍一些目前研究的进展,也就是判例法已经确立了的有关囚犯权利的内容。


    首先,法院多次强调,囚犯一般仍继续享有除了自由权以外公约保障的所有基本权利。例如,囚犯不得受到虐待、受到不人道或有入人格的惩罚,囚犯仍继续享有家庭与私隐权、言论自由和信奉宗教的权利等等。这意味着,如果要限制这些权利,该等限制必须是正当的(justified),尽管法院已经承认在考虑到犯罪预防等因素时这种正当性不难被证明。在赫斯特诉英国(Hirst v. UK)一案中,法院使用经典名言“毫无疑问……囚犯仅仅因为被定罪后被拘留者的身份而丧失《公约》规定的权利”判决英国败诉。国家败诉在法院并不少见,事实上有接近七成的判决最终都以国家败诉终结,在此基础上,涉及囚犯的案子法院判决国家败诉的比例甚至更高。这或许令人惊讶,但法院的核心思想暗示了:当一个人他的自由处于被公权力控制的状态时,他甚至比一个普通的公民要更脆弱,方方面面都需要有国家的保护,因为他时刻被置于公权力和其他力量的威胁之中,这时候国家要对此脆弱个体的保护义务会提升一个台阶(可见Keenan v. the United KingdomMosendz v. Ukraine等)。


    可以看出,法院最关注的其中一个囚犯权利是“安全”,囚犯在狱中的安全时刻受到威胁,特别是可能会受到来自国家机关人员的酷刑或虐待(可见Tekın and Arslan v. BelgiumCirino and Renne v. Italy等)、囚犯间的暴力侵害(可见Pantea v. RomaniaD.F. v. Latvia等)或因各种原因作用产生自杀的企图(可见De Donder and De Clippel v. BelgiumKeenan v. the United Kingdom等)。针对这些情形,法院除了要求成员国尽其实体法消极义务在事发后去阻止侵害之外,还需要履行积极义务去建立体制预防,程序上更要求要有“独立、有效、迅速且公开”的完整调查机制(可见Batı and Others v. Turkey)。甚至,强调康复和重新融入社会已成为成员国在设计其刑事政策时需要考虑的强制性因素。


    安全以外,法院还裁定,国家必须确保在“尊重人的尊严的前提下”才能监禁一个人,并要确保执行措施的方式和方法不会使他遭受超过监禁本身所固有不可避免的痛苦程度的任何苦难,并且要考虑到他的健康和福祉,并且要向他提供必要的医疗援助(可见Kudla v. Poland)。在评估监禁条件是否尊重了囚犯的尊严时,法院会综合考虑以下情节:牢房的大小和拥挤的程度、通风和日照情况、卫生条件、伙食、娱乐和锻炼的机会、医疗和监督以及囚犯的健康状况(可见Assenov and OthersDougoz v. Greece等)。


    家庭纽带(Family tie)的维系涉及公约第八条的“私隐与家庭权”。无可否认,监禁必定使囚犯的私人和家庭生活受到一些必可避免的限制,然而有关机关仍应允许(或在某些情况下主动协助)囚犯维系其与近亲属之间的家庭纽带。当法院裁定一项措施构成对公约第八条含义内的“私人生活”或“家庭生活”的干涉时,法院必须根据同条第二款的规定去审查该等干预是否合理。一项干涉要合理,它必须要首先是由法律明定的,并且在是为了追求一个在公约第8条第2款的含义内合法的目的,然后它必须检查这种干涉是否“在民主社会是必要的”,即它是否与所追求的合法目标相称。在对比例进行评估的方法中,近年来国家根据“惩罚目的”采取的措施有所发展,现在必须更加强调在囚犯的惩罚和康复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的必要性。


    在霍洛申柯诉俄罗斯(Khoroshenko v. Russia)一案中,申诉人在其长达十年的监禁中仅能够通过书面信函与外界保持联系,但是所有其他形式的联系都受到限制——除了紧急情况之外,他不能打任何电话,每六个月只能接受两名成年访客的一次四小时来访,他与来探访的亲戚们被一个玻璃隔板分开,同时有一个狱警一直在场监听他们的谈话。这种情形或许在某些人眼里,特别是那些社会集体意识相对较强的人眼中再正常不过,但法院裁定“the regime had involved a combination of restrictions which considerably worsened the applicants situation compared with that of an average Russian prisoner serving a long-term sentence. Those restrictions could not be seen as inevitable or inherent in the very concept of a prison sentence.”事实上,比较法报告显示,俄罗斯联邦是当前欧洲人权公约缔约国中唯一一个对重刑犯长期严格限制探视权的国家,法院在后续新闻稿中使用的词是“震惊”(the Court was struck by…)。


    这些种种启示不断地在提醒着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律从业者们: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在许多人眼中习以为常甚至津津乐道的那些对囚犯权利的侵害、剥夺和限制,已经在这世界上的一个角落里被判定为不法,什么样的程度会侵害一个人的尊严进而使整个法治社会蒙羞,已经有一个法院给出了模糊的答案。是否应该向其学习,在此提出,希望能引起一些对中国犯罪人及其家人的权益保障问题的关注。



图二:从欧洲人权法院望出窗外的风景


三、小结


    这次实习让我受益匪浅,我在纯外语环境中协助法院的法官和律师处理实践中的人权问题,确实积累了宝贵的实习工作经验,提升了实务技能,这都是感谢人民大学法学院和金杜律师事务所提供的平台和机会,使我们能在获得海外实习机会的同时得到来自国内一线律所的有力支持,让我们能在更好地掌握外语、体验不同的法律体系的同时促成自己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事实证明,能获得这个实习机会和奖学金对我的职业发展有莫大帮助,也给我增添了一份至上的荣誉。我也会更加鞭策自己,期盼未来能像金杜一样,为社会做出具体的贡献。


【作者个人简介】

    邱振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15级本科生,主修法学,辅修国际政治学,曾获中国人民大学经纬校长奖学金、国际交流奖学金、港澳台侨学生国家奖学金等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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